又名新沂站长网2018年刚刚到来，2017年的余波尚未平息，西方媒体早已开启了新一波对中国的舆论攻势。

　　首先是在全球外交政策领域地位卓著的《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在2017年11月16日刊发评论文章“锐实力的意义：威权国家如何投射影响力”（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 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利用文化和传播手段，创造对自身意识形态及国际形象有利的舆论氛围，同时削弱西方民主制度的威信。

　　作者克里斯托弗•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杰西卡•路德维希（Jessica Ludwig）首先区分了“锐实力”（Sharp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西方人被自己熟悉的概念限制了想象力，看待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总还是依赖“软实力”的框架，而中俄两国的手段不是“软实力”，恰恰是借此概念为掩护，利用民主制度的开放和西方人的认知惯性，从而以“锐实力”不断扩张国际舆论影响力。

　　12月的《经济学人》杂志则直接在封面主打“锐实力”，称其为中国影响力的新形态（Sharp Power: The new shape of Chinese influence）,这篇文章同样强调“锐实力”和“软实力”的不同，称“软实力”是利用文化和价值的吸引力来增加国家实力，而“锐实力”是指“专制政权”胁迫、操纵外国人的观点。

　　说到底，这套关于各种实力（power）的理论，还是必须从美国学者，有“软实力之父”之称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起。“软实力”自1990年代提出以来可谓一炮而红，其影响力远超美国的范围，中国显然也长期重视软实力建设。

　　奈在其理论中将国际政治分为三个面向，分别是军事实力层面；经济实力层面；以及权力已经广泛分散、重新分配的第三层面，也就是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范畴。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书中，奈完整阐释了他的理论。当时正值小布什悍然发动饱受争议的伊拉克战争不久，奈对这种明显偏重“硬实力”的对外政策颇有微词。他很有针对性地指出“许多政治领袖仍然完全只关注传统的军事手段，他们是三层赛局中的单向选手”。

　　显然，“软实力”理论是奈为当时的美国提出的，旨在因应新时代背景下国际政治“三层赛局”的战略理念。在他看来，光靠军事力量已经很难维持美国的全球地位，长远来看，“软实力”有助于美国赢得未来。

　　奈在书中还进一步发展了同年由美国学者苏姗妮·诺瑟（Suzanne Nossel）在《外交事务》提出的“巧实力”（smart power）概念，提出将强调胁迫和收买的“硬实力”与强调说服和吸引的“软实力”相结合，兼具二者优点于一身的整体性战略，此即后来得到希拉里等人力推的“巧实力战略”。

　　可以说，“巧实力”的概念和近期外媒热炒的“锐实力”已经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只是说法客气了很多。

　　更值得玩味的是，前述外媒使用“sharp power”这个概念时援引的一般是近期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报告，那份报告称中俄两国以分化、干扰与操纵，而非吸引和说服，来塑造全球舆论和认知。然而，“sharp power”以前可不是这个意思。

　　同样在2004年，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资深学者沃尔特·米德（Walter R. Mead）在他的书中提出了“四种力量”，分别是“sharp power”，“sticky power”，“sweet power”和“hegemonic power”，前三种力量分别对应军事（地缘政治）、经济（地缘经济）及软实力，三种力量形成合力，就可形成维护美国霸权的“支配力”（hegemonic power）。事实上，米德的理论和奈的“国际政治三层赛局”有明显的呼应（二人都长期作为CFR会员），而他提出的“锐实力”（sharp power）反而更接近奈的“硬实力”（hard power），指向军事及地缘政治力量。

　　无论如何，这套各种“power”的理论，基本都是美国学者创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外交战略服务的。而为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创造话语体系、主导国际关系议程设定，长期以来都是美国智库的看家本领，可谓公开的秘密。

　　由此观之，这次的“锐实力”炒作更像是针对目前国际形势的“旧瓶装新酒”，只是把十几年前智库学者对“维护美国霸权”的战略建议改头换面，用以提醒西方各国“提防中国”。所以，“锐实力”并不是什么一夕而成的概念，背后反映着深刻的国际政治变迁。

　　相比最近的“锐实力”，美国智库和媒体更常用的一个概念是更中性的、相对于“地缘政治”（Geopolitics）而言的“地缘经济”（Geoeconomics）。

　　外交关系协会（CFR）甚至在2002年设立了地缘经济研究中心（Maurice R. Greenberg Center for Geoeconomic Studies）,旨在结合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外交政策研究。这一中心自成立以后，在CFR历年中国研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以CFR在2015年出版的一篇重要中国研究报告（协会特别报告72号：《修正美国对华大战略》）为例，报告将“地缘经济”解释为“使用经济工具来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并称中国为世界领先的地缘经济实践者（the leading practitioner of geoeconomics）。在报告作者看来，中国正在积极利用经济的力量对亚洲乃至全球施加政治影响，而美国却还未能认真应对。

　　在这种视角之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海外的投资和援助，乃至近期的“锐实力”争议中涉及的资助美国智库、大学，无疑都会被视为通过经济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行为。

　　现在，从不少外媒关于中国的相关文章也能看到这一概念的痕迹。近期《太平洋月刊》（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标题就用了简单粗暴的“购买影响力”（buy influence）说法，作者声称中国正在通过对“不自由国家”的慷慨援助来排挤美国的软实力。

　　CFR在12月中也发表文章，直指中国对美国传统盟友的“渗透”。研究员库兰斯基（Joshua Kurlantzick）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年来在经济来越来越依赖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正在通过经济和文化战略，越来越大胆地对澳洲施加影响，甚至震动该地区的国内政治。

　　近期澳总理特恩布尔声称中国“干涉”澳内政的风波便以此为背景。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在2016-2017的年报中向议会报告，他们相信和北京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商人们持续为该国两大党提供资金，并在国内推动亲中的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外国政府在本国的影响力扩张，已经构成对澳大利亚主权和国家机构完整，乃至公民权利的威胁。”这一系列言论也已经对其他西方国家造成影响，掀起一波反中国“渗透”的舆论浪潮。

　　不过，澳大利亚的剧情很快发生反转。特恩布尔很快受到来自本国企业及选民的压力。澳大利亚商人担心澳大利亚会因为总理的“言论”受到中国人的抵制，从而损害中澳经济关系。而后特恩布尔自己也承认，在一个关键悉尼选区的选民们已经对不断恶化的中澳关系感到担忧，这使其及执政党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种种压力之下，才有后来特恩布尔在电视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孙女会用中文叫“爷爷”的桥段，以此否认自己“”，向中国示好。

　　剧情显然不是一面倒的简单，正如指出“中国渗透”的库兰斯基自己也在文章中提到，据民调，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不断提升，新西兰人甚至希望选择中国而非美、英来发展更密切的双边关系。当地民众对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的这些努力更多持友好、积极的态度。

　　显然，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分别倚重美中两国，使得这些热衷于发展对华贸易的美国盟国，其内部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出现了意见分裂，不止官方在对华立场上摇摆不定，而官方和民间的观感也存在一定落差。不过，两国关系好坏，当事国民众自有感受，美国人总不能替澳洲人表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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