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爱疯丫头鸦片战争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船坚炮利的英国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大清国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特定的通商口岸，给予西方列强诸多特权。割让香港给英国，直至1997年才归还。在英国人眼中，他们将这场战争称作通商战争，声称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迫使大清国平等贸易通商。关于这场战争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总括而言，就是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世界观冲突导致。

　　19世纪以前，中西方没有邦交，从唐末到南宋，中西陆陆关系已中断四百余年，而蒙古人西征旨在搜刮掠夺，无意且无力将西方文化带入中国。自15世纪末，欧洲航海技术不断发展，开启了长达二三百年的地理大发现，建立起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并通过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立了民族国家关系的国际准则。但西方的地缘政治变动阻断了以往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贸易路线，此后中西贸易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最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发展有限。

　　在西方的世界观里，地球是圆的，不存在地理上的中心与边缘。地球上的土地和人被划分成多个国家，可通过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当时的中国则秉持着以天下观为主导的世界观。认为天是圆的，地 是方的，地上的中心对应着天的穹顶，这个中心就是中国所在的中原地区。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视外国为蛮夷，所有藩属国都须服从中国的王化。若自觉归顺，则归为善类；若冥顽不灵，理论上应被消灭；若实在无法消灭，则采取怀柔政策，逐步引导其进入王化范畴。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认为外国人的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对外政策无非是“剿夷”或“抚夷”。

　　中国以农为本，地大物博，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西方也确实没有中国必需的产品。对西方的贸易中国皇帝认为是依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是天朝赐予夷狄的一种恩惠，让西方人获取他们所需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然而西方世界由于工业革命成功之后，工业技术和生产力使其在殖民扩张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中国是内向发展的农业大国，这注定了西方的殖民扩张与中国的碰撞不可避免。

　　自1514年起，就有葡萄牙人最早通过海路来中国经商，当时中国处于明朝时期。据西方记载，中国人因葡萄牙船只庞大且其容貌奇特，不想和他们做生意。但葡萄牙人懂得贿赂，他们贿赂巡海的水师，让他们得以在岸边停船进行贸易。他们逐渐了解中国的通商制度就是朝贡制度。葡萄牙派出使者分别前往南京和北京，意图加入明朝的朝贡体系，但没有被允许。尽管葡萄牙人与明朝朝廷的交涉未成功，但沿海的民间外贸交易始终未断，即使朝廷闭关，民间走私也从未停止。

　　西方人不断学习在中国疏通衙门的诀窍，最终明朝皇帝下诏，允许葡萄牙人在广东通商，但仅准许将船停靠在澳门。澳门面积狭小，与内地的交通仅有莲花泾一条路。一旦发生冲突，中国只需抽退工人，切断澳门的接济，便可置西方夷人于死地。让葡萄牙人移居澳门，如同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置于一个袋子里，由中国看守，这是中国官吏依经验得出的驾驭夷人的简便秘诀。

　　至十六世纪中叶，来自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的探险家与商人相继抵达中国，并获准在部分沿海地区开展贸易。英国建立东印度公司，特许了一批商人从事东印度贸易。他们最初来中国通商时，中国人并不欢迎这些在华的洋商，因为他们多是些追逐利益、不得体面的大老粗，加深了中国人将洋人视作“化外蛮夷”的观念。而且葡萄牙人妄图垄断与中国的贸易，怂恿广东官吏抵制英国和荷兰的通商。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明末时期是中国步入近代化的最好机会，因为那时有很多传教士将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艺术文化引入了中国，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的士大夫一味钻研儒家典籍，认为无需吸收外来学识，令中国丧失了近代化的机会。西学文化在中国因“礼俗之争”而逐渐没落，但西方世界开始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领域突飞猛进，一系列重大变革也造就了民主制度、工业革命、民族主义等近现代产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的英国。

　　到了清朝初期，清廷为削弱郑成功等海上反清势力，迫令沿岸居民内迁，禁止船只出海，实行海禁，封锁大陆。到1683年康熙年间，清军占领了台湾，统一了全国。次年，康熙开始下诏开海禁，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开设了四个通商口岸，分别是广州的粤海关、福建厦门的闽海关、浙江宁波的浙海关和江苏松江的江海关。朝廷同时设立正式的海关监督，粤海关由内务府委派，闽海关由福州将军兼任，浙海关和江海关由各省督抚兼任，户部还颁布了税则，制定关税。这样的制度一直到乾隆二十一年发生变化，因为洪任辉事件的影响，清政府决定对贸易采取严格的限制，将原本的四口通商变为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外国人只能与广州的十三行进行贸易。

　　十三行是由官府指定的官商开办的商行，官商们需要自己出本钱购买经商特权，其性质与盐商相似，成本自担，经营责任自负。外国商人与十三行的行商交易时，行商还要负责接待，协助通关，包括缴纳关税及促成交易等。不仅如此，行商还需约束外国商人，严禁他们离开夷馆，不得坐轿、不得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更严禁外国商人与中国女人有牵连。除来华贸易外，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限制。经过长期与中国人接触，洋人对中国官府的情况愈发熟悉。中国对他们的种种限制，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他们需要行贿。

　　十三行并非只有13家商行，而是此类官商的统称。他们一方面服务洋商，另一方面迎合官家，若能两头兼顾，便能发家致富，甚至富可敌国。通过对外通商，十三行赚取巨额利润，但清朝政府对此部分收入并不重视。因外贸关税与国家财政无关，广州的粤海关隶属于内务府，其收入直接归入大内。内务府与洋人的交易，多为自鸣钟之类的消遣物品。所以，清朝皇帝对此也不太关注。清朝朝廷对外贸不在意，然而西方人却极为看重。

　　在当时的欧洲，近乎疯狂的“中国热”已经风行百年。欧洲社会各界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形成一种被称为“汉风”的时尚。这种时尚直接导致了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商品的大量涌入。这也让当时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们大发横财。到1692年时，成立不过九十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盈利总额已超过1亿法镑。巨大的商业利益强烈地吸引着日渐强大的大英帝国，他们一直渴望扩大贸易规模，并试图改变中国的通商制度。

　　英国商人产生一种认知，他们觉得自身所受的限制源于广东的地方管理，而非中国皇帝。他们认为乾隆皇帝是一位开明君主。为了减少摩擦、发展贸易，英国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官方使团通过直接接触中国中央政权以令中英外交关系正常化。英国人会达成目的吗？我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