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中文音译苏贝希文化是吐鲁番先民车师人创造的丰富灿烂的史前文化，一种大气磅礴、生机盎然、具有原始神韵的文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吐鲁番盆地鄯善县吐峪沟苏贝希村附近古墓群的发现，迎来新疆考古工作一切规模宏大的欢乐盛宴。

　　近年来，考古学家按照考古学上的惯例，具有基本相同文化特征的遗存，多用首先发现这种文化的小地名来命名考古学文化。因在吐鲁番盆地苏贝希村附近首先发现车师人墓地数十处和数处遗址。故命名苏贝希文化。经过发掘的墓葬主要有喀格恰克墓地、洋海墓地、英亚伊拉克墓地、艾丁湖墓地、三个桥墓地、苏贝希墓群群以及哈拉和卓和苏贝希两处遗址。

　　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在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包括天山阿拉沟和乌鲁木齐及天山北部的奇台、木垒、吉木萨尔、米泉等地发现了与苏贝希一号墓地具有基本相同文化面貌的古代墓葬，特统一将原考古文献记载的车师文化重新命名苏贝希文化。

　　青铜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重要时代，伴随青铜时代到来是陶器的出现。陶器是苏贝希墓葬最常见的随葬品，作为随葬品的陶器大多保存完整，它们的着色、花纹和装饰充分表达了吐鲁番先民们的审美情趣、文化流向和生活实用价值。要想认识和研究苏贝希文化首先要打开彩陶文化的窗口。和制陶业同时形成是农业和畜牧业。这一时期，吐鲁番先民已经学会种植葡萄，在洋海二号墓地一座墓的墓口上盖有葡萄藤，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葡萄藤标本。

　　吐鲁番先民拥有十分发达发展甚为突出的制陶业。制陶业可能已达到专业化程度。在苏贝希发现一向拥有加工间、烧陶窑（火膛、火道）陶泥池、盛水器陶罐等十分完整的制陶手工作坊。苏贝希彩陶文化是西域彩陶文化中一枝奇葩。

　　苏贝希文化遗存的发现，为吐鲁番早期人类的活动提供了一面图像清晰的历史明镜。苏贝希文化主要分布在博格达山南北，南以吐鄯托盆地中心为舞台，它正好处在西面的“伊犁河流域文化”，西南面的“察吾乎文化”和东面的“焉不拉克文化”三种史前考古文化的交汇处，成了多种史前文化的十字路口。造成的原因一方面是吐鲁番绿洲所拥有特殊优越的地理位置，另一方面是因为阿拉沟占据了古代通向天山南北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为不同人种文化的交流与渗透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阿拉沟内分布着大量的古代墓葬，也属于苏贝希文化，不过它与位于吐鲁番盆地中心区的苏贝希文化有些区别，是苏贝希文化的变体。

　　苏贝希彩陶文化是吐鲁番青铜时代文化的代表，它穿越阿拉沟向西南，与它相邻的是占据着天山南麓大片区域的察吾乎文化；向东越过茫茫沙漠，则是哈密盆地的焉不拉克文化，向西与伊犁河流域文化相接。处于三种文化中间地带的苏贝希彩陶文化，既有自己独有的文化特征，又与周边的文化有着交叉，渗透与融合。文化是由人创造的，不同人种、不同血缘和不同人文地理背景的居民往往创造出不同类型的文化。苏贝希彩陶文化与其他之间的区别很大，突出表现在陶器形象上，苏贝希文化陶器以单耳器为主，多圆底器；察吾乎文化的陶器以带流器为主要标志。彩陶纹样是考古文化特征的 重要标志，称得上是它们的“形象大使”。苏贝希文化彩陶中的代表纹样是圆涡纹、弯钩纹，不见于察吾乎文化；察吾乎文化中有一类从器物口沿至器腹的斜带条纹，并在纹中填以其他几何纹样，它们是察吾乎彩陶中独有的主体纹样，在苏贝希文化中极为少见。不过有一件考古文化上奇特的事件，它的发生让考古学家们感到意外，在察吾 乎文化的哈布其罕二号墓地M3发现了一件被打碎的属于苏贝希文化晚期的典型的单耳陶壶，它的出现令人费解，因为原始氏族墓地，这种代表外民族文化的陶器进人墓地的奇异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秘密，值得人们去探索和解密。当然，相邻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很自然的，例如，察吾乎文化陶器的突出特征是在器物的一侧修出一个流。苏贝希文化的陶器和木器中也见有这种带流器，它明显是受影响于察吾乎文化，两文化共存的的直筒杯、勺杯、直柄铜刃、纺轮等许多器物造型也基本一致。

　　苏贝希文化与东面以哈密盆地天山北麓为中心的焉不拉克文化之间，隔着数百千米的沙漠戈壁，两者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文化联系。苏贝希文化早期出土有一种单耳鼓腹圜底罐，器形矮胖，器腹鼓圆，是焉不拉克文化中较为常见的器物，焉不拉克文化的五堡墓地出土的单耳罐与上述苏贝希文化早期所见同类器物风格极为接近，可以肯定这类器物均来自焉不拉克文化。彩陶西渐是研究和揭示我国西北地区史前考古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中国的彩陶到西北甘肃地区发展到了顶峰。从甘肃省到焉不拉克，经吐鲁番盆地苏贝希再西南的察吾乎和西面的伊犁河流域，构成一条较完整考古彩陶文化链，反映了中原彩陶文化对西域的传播和影响。

　　焉不拉克文化是在更早的哈密天山北麓遗存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中原文化因素发展起来的考古文化；吐鲁番地区位于新疆的腹心地区和十字路口，天山山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从史前时代开始，新疆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少是通过吐鲁番盆地向四周传播。

　　苏贝希文化与焉不拉克文化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如焉不拉克的陶器多为双耳器，苏贝希文化的陶器多为单耳器，而且纹样也不同，这反映了吐鲁番先民们在审美和艺术上独立创新精神。苏贝希文化与伊犁河流域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伊犁河流域文化中的主要陶器类型在苏贝希文化中都能找到，其基本风格与苏贝希文化极为接近，伊犁河流域文化年代的上限晚于苏贝希文化，考古学家认为伊犁河流域文化的形成很可能与苏贝希文化西进有关。

　　但文化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在苏贝希文化中有一件管流罐形制很特殊，它在伊犁河下游的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七河地区史前时代墓葬中较为常见，是伊犁河下游早期铁器时代的典型器物之一，推测这类器物是由七河地区经伊犁河流域进入了苏贝希文化分布区，说明早在丝绸之路开通前，随着人种的迁徙，吐鲁番的先民们就开始了文化上的交流。

　　伊犁河流域与苏贝希彩陶文化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伊犁河流域彩陶文化器物较苏贝希文化简单，早期主要为罐形器，晚期主要为钵行器，苏贝希文化以单耳器为主，伊犁河流域多为无耳器。

　　以苏贝希彩陶文化为代表的西域彩陶文化大约形成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公元前后，即晚于其西边的特里波里文化和安诺—纳马兹加文化的年代，同时也晚于其东边的我国甘、青地区以及中原河南等地彩陶文化、它的色彩、花纹和彩陶风格与西边截然有别，而与我国甘、青地区及至中原其它地区彩陶情况非常一致，并且与中亚费尔干楚斯特文化彩陶有联系，这种与东边的联系远远强于与西方的联系的格局是对那些“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理论是一个有力的否定。

　　在人类发展历史上，金属的构成与使用是一道高高耸起的分水岭，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此之前的时代，被人们称为石器时代。

　　冶炼技术的诞生，是对窑炉的使用和对金属的成功融化，在金属的熔炼炉前，人类敲响了青铜时代的钟声，整整一个时代，以青铜来命名，其主要特征是制造和使用青铜器。

　　青铜是以红铜原料为主要成分，另外再加入锡或铅的合金，加入锡或铅，是为了降铜的熔点，增加铜液的流动性以便铸造，同时又可加强其硬度。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十分复杂，需要先进化学方法从矿石中提炼出铜、锡和铅，再将它们熔炼成合金，最后再浇筑成青铜器。早在公元前五、六千年时，人类还不会熔炼铁，然而已经会利用碳来还原锡，从而得到锡，锡的冶炼比铜简易，但锡比铜软。而且不结实，只有把锡掺进铜里，才使得它们的合金坚硬起来，如果把锡的硬度定为5，那么铜的硬度就是30，而青铜的硬则是100—150。

　　早在中国战时代的著作《周礼•考工记》里就总结了熔炼青铜的经验。提到用青铜铸造各种不同物件而采铜和锡的不同比例。我国的钱币从春秋到战国时期，除用金外，就是用青铜，1939年在安阳武官材出土的商代司母戍大鼎是我国发掘出土的最大青铜器，重达875公斤，表明在两千年前，我国青铜器熔炼和铸造技术已经达到熟练而精巧的程度。古代巴比伦、印度等国也是较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

　　青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类只能被动地利用大自然赏赐的直接原料如石块、木头、粘土制造工具和用具的情况，而是可以能动地利用原料矿石经过化学加工后再制造成工具和器皿，青铜时代打开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大门，在世界上出现了文明社会的几大要素，即国家、城市、文字和青铜器，在吐鲁番盆地相应出现了逐步形成的东师古国与一批闪灼着史前文化光辉的青铜器。

　　根据目前资料，属于苏贝希文化青铜时代遗存的主要有东疆巴里坤县的南湾墓葬、兰州湾子遗址、奎苏遗址和石人子遗址、伊吾县军马场遗址、盐池遗址、卡尔桑遗址和吐鲁番哈拉和卓遗址等。

　　这一时期的苏贝希文化地区使用了铜器、青铜器、铁器和金器。青铜器种类丰富，有管銎斧（洋海墓地）、（管銎战斧、管銎 戈、铜戈（洋海墓地）、环首铜刀(兰州湾子遗址)、鹿首铜刀（哈密花园村）、兽形铜牌（艾丁湖墓地）铜镞（洋海墓地）、包金虎纹铜牌（苏巴什墓地）、野猪纹透雕圆形铜牌饰（木垒县东城镇）蘑菇形双方耳高足铜鍑（乌鲁木齐南山牧场）、鸟形铜饰件、豆状铜扣、长方形环状铜扣、纺轮、铜铃（洋海墓地）、铜镜、铜贝，用作生产生活工具或用狩猎，战争及原始宗教文化。有些铜器如环首刀、有翼镞、带纽镜、较大型的斧、 戍、鐏、鍑等显然不是用冷锻法锤打而成，而是需要用较先进的范铸法浇铸而成，有的则要用更复杂的多范合铸而成，从其工艺水平来看，青铜时代的工艺水平较石器时代有着质的飞跃。

　　人类历史上虽然整整一个时代是青铜命名，由于金属既稀有又昂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青铜都是奢侈品，只有一些工具武器和达官贵人们的饰物是青铜做成的。平民百姓则仍处在石器时代，在新疆苏贝希墓地中除青铜器、铁器、陶器、木器之外， 还有不少数量的石器如砾石、石臼、杵、石片、眉石、石染料块等石器。这种铜石并用的状况，一直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延续到早期铁器时代。

　　早期铜匠或青铜匠从事的是一项奢华而特殊的高贵职业，它们有自身的规则、秘方、传统的独立或流动工匠，如同今天的黑非洲那样，还保留着“青铜时代”古老的传统，流动工匠们根据需求来销售或制造产品。

　　考古学家认为，西域青铜时代的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000年至1000年间，与世界各地相比，基本上是同步的，是否有可能更早，有待进一步研究。

　　早在3300年前，姑师人(后改称车师)是雄踞吐鲁番大地的主人，他们已经进入文明时期，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国，并拥有自己的都城，他们以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前王国为中心，包括周边的车师后国、车师都尉国、车师后城长国，地跨天山南北，影响远及西域内外，为开发吐鲁番绿洲和丰富与创造苏贝希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人类文明史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根据汉古文献记载，中华民族的祖先之一叫做“燧人氏”的对中华民族的不朽贡献，就是他发明了钻木取火，神奇地改变了古代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在吐鲁 番出土的木器文物中，发现了大量的钻木取火用具，遍布阿拉沟、鱼儿沟发掘的每一座墓中。这类 标本大多作长条形，长10～20厘米，宽2～3厘米，厚2厘米上下，其上，都保留着不少取过火的钻孔，孔径1厘米左右，孔内多是经过烧灼的焦黑色，有力地证明了反映华夏民族起源的“燧人氏”的传说，也展示了车师人是中国大地最早的“钻木取火”的先行者。

　　在火焰山腹地的苏贝希，发现了多处车师人墓地，墓穴中的男人，多为英勇善战的勇士，他们身材魁伟，体魄健壮，头戴毡盔，腰系皮质箭箙，在保存完好的箭箙中，盛装着多支利箭，箭头因功能不同分为铁、角、木三种；腰带上佩有锋利的小铁刀和随身带的磨刀石，他们个个都是以马代步的骑士，而且骑术高明。有马鞍没有马镫，仍然驰骋在天山腹地和苏贝希内外。车师女性，不但容貌秀美，而且相当注意形体修饰，她们头戴发套，插配木笄，贴身长布衣，平整、柔软，外套皮大衣，细长的袖，两手并不插入其中，而是作为增加形体美的装饰。在交河域沟北、沟西的车师王族陵寝中，发现了不少随葬的鸟兽纹黄金颈饰、衣饰、宝石、胸针和金质 兽纹足腕饰片，充分展示车师贵族女性的审美情趣。

　　在苏贝希墓地中出土了一具男尸，胸肌部有着明显的刀口，为了拯救生命，曾经用线进行缝合，但创口未愈合就离开了人间，在一个女尸怀中，发现了已经产出的四个婴儿，最后，多产的母亲还是和刚刚来到人世的孩子一道告别了人间。

　　这一时期，纺织技术已经大行其道。毛纺织物，是车师人主要的服装材料，也是每个车师家庭中主妇们必须完成的重要手工制品。捻纺毛线的木质纺轮伴随她们一生，甚至被她们带进了坟墓，以便能为丈夫孩子纺线制衣。别看她们使用的纺轮十分简单，但捻纺出来的毛线却相当细匀，手织的毛布织面平整，不仅有平纹、斜纹、而且还采用了“通经断纬”的技法，在单色毛织物上织入红、棕、黄等彩色毛纱，造型美观大方的条纹、三角纹，真是技艺非凡，巧夺天工。服装越来越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和主要贸易产品。阿拉沟出土的大量毛纺织物，放在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专家面前，曾使他们大吃一惊，想不到距今2200年前的毛纺织物标本，不仅是研究车师人毛纺织技术的珍贵标本，而且是中国纺织业发展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苏贝希遗址发现一间制陶的手工作坊，证明车师人的制陶业可能已达到专业化程度。陶器是吐鲁番先民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这些陶器，大多保存完整，它们造型特殊别致，彩绘个性鲜明，陶质为夹砂红陶，烧制火候适中。器形以单耳器为主，少量无耳器，多为圆底器，其次平底器，个别为寰足器。这些陶器主要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皿，器类有釜、罐、杯、壶、豆、盘、钵、碗、三足盘和双联罐等。陶器上有吐鲁番特有的三角形、漩纹、垂幛纹、菱形纹、网格纹等，部分陶器造型极具特色，如鄯善洋海二号墓出土的两件带柄陶器，柄端塑成动物头形，一件为野羊头像，另一件塑成公绵羊头像，形象生动逼真。

　　在苏贝希墓葬中还出土了12件形体十分特殊的陶杯，双耳直壁杯、斜腰耳杯、口沿立耳杯、这一类陶器是苏贝希文化标志性的产品，为其它考古文化所未见。

　　木器也广泛使用于车师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其出土数量比陶器多，反映了木材在青铜时代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木器的制作方法，一般用圆木截成坯料，再经过砍、削、挖、刮、刻、弯曲、拉直、打磨，修整制成需要的器形。车师人常在木器上雕刻各种动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画面和寄托自己的艺术情思。如洋海墓地出土的双耳木桶，口沿上有两个对称立耳，耳上穿孔，通体饰彩，．上下口饰连续三角纹，中间两排动物，雕刻出轮廓后涂黑彩，上面一排两匹狼一只野山羊，下面一排三只野山羊，又如洋海墓地出土的椭圆形木桶，有对应的两年彩绳小孔。上下沿饰三角纹，红、黄、黑色彩，寓意为两只狼为抢夺两只野山羊而拼死搏斗，画面生动逼真，狼和羊栩栩如生，其他如洋海墓出土的刺猬形木盒和木橖，无不为难得的雕刻艺术佳和考古文化精品。在木盆底部雕刻的动物形象，还有马、虎、狗、 梅花鹿、骆驼、野猪、飞鸟等。从木器造型的复杂程度和雕刻图案丰富多彩来看，当时的木器加工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能已拥有了特色镟木工艺。

　　马鞍是精于狩猎的车师人最先拥有的马具，苏贝希一号墓地出土的一件马鞍，富含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它是用厚皮垫缝合而成，整个鞍面上用皮条缝出成排的扣花，鞍桥两端各缀四副8件磨光成桃形和S形带孔骨扣，上面有细皮带穿出，马鞍腰间仅有一根皮带固定鞍身，中部有一细皮带系于马的前胸，两鞍片宽中间缝一皮扣，用于连接后酋，鞍下有毡鞯，用白色薄毡裁成。鞍上无镫，也未见代替了镫的皮带圈，让人惊讶的是苏贝希的马鞍与苏联阿尔泰马泽雷克墓地出土的马鞍形状、结构完全一致，甚至连皮鞍填以鹿毛这一细节也一样。车师人虽然深居山间地，绿洲小村，但隔不断他们与广大外部世界的交流与联系，他们称得上是前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乌鲁木齐至吐鲁番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在偏僻山间谷地的车师人墓葬中都多次发现相当数量的海贝，这些东至南海东海，印度洋、波斯湾才能找到的海贝，成了车师人十分宝贵的珍爱之物，当作了追求时尚的衣饰和颈饰，它们的出现并非偶然，说明小小的苏贝希山村并不封闭，它路通天下，车师人并不保守，他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与海外世界经济和文化交流。与海贝一起，在车师墓葬中，还有一种铜镜，铜镜直径10厘米，下方往往有手持把手，让人奇怪的是这种铜镜的造型，居然与希腊铜镜造型有相通之处，这不能不令人想到，驰马天山的车师人，他们的外联范围已经达到了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再联系到费尔干纳盆地乌孜别克斯坦带有希腊风格的铜罐，可能也是这条东西方文明交流上的文化遗存。在好几座车师古墓中还发现漆盘和平纹凤纹刺绣，漆器木胎，亮黑的漆底上刷上白色、朱红色，描绘出层层云气，象征着祖国万重河山紫气东来，白色绢地上，用墨绿，紫红色丝绒，绣出花香鸟语，显示出中原大地春满人间。

　　吐鲁番盆地地处亚欧大陆交通要道，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车师人，就在为这条东西方文明交流道路开拓上作出自己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