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返利网随着今年99公益日的进行,你可能遇到了线上线下,各式各样的募捐活动。本文分上下两篇,意在梳理慈善捐款对国家与个人的意义,希望能够为你的捐款决定提供参考。总体来说,有效捐款,特别是长期持续的有效捐款,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价值。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种彰显,而且能够帮助个人达成自我实现的目标。从国家层面来看,慈善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需要今天的我们用常态化的有效捐款加以实践。
慈善对国人来说从来都不陌生。社会学家王卫平(1999)的研究表明,中国的慈善文化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民本主义思想。现存的有关慈善的最早的论述,往往是针对当权者而发表的。据《尚书》(2022)记载,夏禹曾告诫他的继承者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的福利是国家安定的基础。人民不幸福,国家政权就会受到威胁。历代的当政者与慈善家对困境中人民的救济不只解决了人民的燃眉之急,更从宏观上维护了社会稳定,避免了阶层之间矛盾的失控。
然而,仅仅从社会安全的角度来理解慈善与民本主义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在儒家文化中,慈善不仅仅是当权者获得支持的重要手段,更是人性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是对每个人的基本要求。孟子(2022)云:“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在两千三百多年前便敏锐的觉察到善是人性的一部分,而这一点也在今天得到了社会心理学与进化心理学研究的验证(Christakis,2019)。对即将发生的悲剧不闻不问,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一种压抑与摧残。人性中的善需要通过不求回报,不问亲故,防患于未然的慈善行为体现出来。
到了西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华夏大地上逐渐本土化。在佛教文化中,慈善不仅仅是为了为自己求得福报,更是为了舍弃小我,广结善缘。在《大智度论》中,龙树菩萨(2022)对慈悲有这样的阐释:“世世为一切众生,头目髓脑尽以布施。”佛家认为,慈善应该是一种习惯,需要人持之以恒的奉献。佛家所推崇的这种无条件的持久利他行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儒家、佛家等哲学流派的思想基础之上,中国人民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进行了各类慈善实践。根据王卫平、黄鸿山(2006)的研究,明清之前中国的慈善业以官办为主。比如说宋朝官府就设立了收养贫病老人的安济坊、抚育遗弃婴孩的慈幼局、以及掩埋代葬的漏泽园。到了明清时期,民间慈善开始兴起。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类善堂,其成员不局限于富裕阶层。到了1911年,全国各种慈善团体总数达到了3589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有部分帝国主义势力以慈善之名,行侵略之实,但国人的慈善团体担当起了民族复兴的重任。慈善行业的改革伴随了国家体制的维新。维新派官员陈炽(2022)批评当时国内慈善“措施无具,董劝无方,”认为如果中国的社会服务需要赶上国外,则须“法良意美,规制精详。”对于老弱病残的救助,陈炽等人倡导制度严明,眼光长远的有效慈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慈善事业在清末与民国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历史学家周秋光(2013)表示,到了抗战期间,中国的慈善事业达到了几乎全民参与的程度。
然而,受极左势力的影响,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慈善事业陷入了低潮。当时对慈善事业的批判主要有两种,一方面认为认为慈善是外来势力入侵的表现,另一方面认为慈善是统治阶级笼络人心的工具(王卫平、黄鸿山,2006;周秋光,2013)。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种看法都是非常片面的。慈善在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历史,而且在很大程度是广大民众不计回报的利他行为。今天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是在重拾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从捐赠总量来看,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呈现了增长的态势。图一整理了国家统计局(2022)以及《慈善蓝皮书》丛书(刘京,2010;宋宗和,2021)估计的历年全国捐赠总额。虽然增长率在近年来可能有所放缓,但总体的增长势头是明显的。捐赠总额在十年内大概翻了一番,在2020年达到了大约152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热点事件对捐赠总量的影响非常显著。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五月的汶川地震,让这一年的捐赠量比往常高出了至少一倍(刘京,2010)。这在一方面体现了国人争献爱心的踊跃热情。然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人们常常只有在看到媒体对各种不幸的大量报导之后才开始捐款。对于社会关注度较小的问题,以及对于即将发生的悲剧的预防工作,人们的捐款热情就小了很多。我们是否真正践行了中华民族的慈善传统,是否让慈善成为了一种人生哲理,一种生活习惯?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如果我们从捐款参与率而不是捐款总量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就更为明显了。自2007年起,在每年的某一个不固定的月份,盖洛普(Gallup,2022)咨询公司会按比例抽取三千到五千名中国大陆居民,询问其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是否给慈善机构捐过钱。图二显示,捐款参与率自2008年九月达到大约17.2%的高位后,在一段时间内呈现了下降的趋势,最低降到了2015年的5.8%。参与率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才突破了尘封12年的记录,而到了2021年,捐款参与率再破记录,达到了大约35.2%。未来的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一数字?这究竟是大疫之下一场昙花一现的慈善运动,还是说我们的社会在疫情的磨难中成长了起来,变得更加友爱,更加团结,更加坚韧?疫情之后的捐款参与率是会回到之前的水平,维持在今天的位置,还是继续增长?只有我们未来的捐款记录能给出答案。
没有证据证明,我国的捐款参与率已经达到了极限。从图二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捐款参与率在世界上的排名高速增长。35.2%已经超过了日本、沙特阿拉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国。然而,去年,中国大陆在122个有数据的地区中排名第54,依然落后于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肯尼亚、新加坡、伊朗、巴西、越南等国。由于善款走向、税收政策、行业监管、人口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地区之间捐款参与率的可比性其实并不高,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慈善事业不需要做出更出色的成绩。中国慈善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和其他的国家攀比,而是为了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数千年的历史基础之上的。千百年之前,我们的先人便意识到爱心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我们为社会做出持久而有效的贡献。最近几年,国人的捐款趋势呈现了良好的势头,但只有我们接下来的行动才能告诉世界,我们是否真正践行了自己国家的传统美德。
[1] 陈炽,2022,《善堂》,《皇朝经世文编五集》,上海: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3] 刘京,2010,《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发展总报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 宋宗和,2021,《2019 ~ 2020年度中国慈善捐赠报告》,《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王卫平,1999,《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
[9] 王卫平、黄鸿山,2006,《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第12期。
[10] 周秋光,2013,《中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史学月刊》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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